9月28日，上师大马院特聘教授张允熠在第四届人类文明与文化发展国际学术论坛做题为“从深层文化背景看马克思主义来源中的中国元素”的主题报告。

张允熠教授从如何理解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理论来源”的提法、西欧的深层文化背景中的中国元素、中国元素间接影响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思想线索三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来源中的中国元素进行了论证。发言最后，张教授指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中，应当打开新的研究视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要从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脉络中来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思想文化的内在关联，认识到这种思想体系之间的相互“契合”性并非偶然现象；既不能认定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完全跟中国思想文化绝缘，也不能以偏概全地断定马克思主义完全起源于中国文化，而是认为它是从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内的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

张允熠教授长期从事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近年来，张教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关系的资料整理与研究”，并于近期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学习时报》以及多个重要刊物发表了一系列相关主题的重要文章，在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积极影响。

【附录：会议发言整理稿】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

感谢会议组织者的邀请，使我有机会向大家汇报自己的研究心得。关于今天的发言内容，我已经向会议提交了一个一万几千字的发言稿，大家可以在《会议文集》看到全文，由于时间关系，我这里只能简要向大家汇报三个问题：

一、如何理解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理论来源”的提法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起源问题曾是一个国内外争议颇大的学术课题。英国学者伯尔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文艺复兴以来欧洲正统文化的继承者，不仅有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的传统，还有犹太教—基督教的传统；英国学者李约瑟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来源于中国，把这一哲学传到欧洲的信使是耶稣会士，经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欧洲化和“科学化”之后，又传回了中国；列宁除讲了德国哲学、法国的社会主义和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即所谓三大来源之外，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脱离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是从人类文明的“总和”或“总计”中产生出来的。我们在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时，可明显地感知到：希腊哲学、法国启蒙时代的思想和18世纪的唯物主义以及以魁奈为代表的法国重农学派的经济思想，甚至19世纪的三大自然科学发现等，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也不止“三大块”，除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和政治经济学之外，马克思主义还有其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阐述。

列宁关于“三个理论来源”的提法的依据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但这不等于说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只有这三个来源。相反，列宁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共产主义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方面的典范。”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有三大来源，这是对列宁论说的片面化理解。“三大来源”是直接来源，其余的多半是间接来源，直接来源和间接来源不能相互否定。那么，在这“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和“人类知识的总和”之中究竟包括不包括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内呢？有两大假设：如果说“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不包括中国文化，那就意味着应把中华文化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剔除出去，换言之，作为东方文明的主要代表的中华文化对人类的思想文化没做出什么贡献。如果说其中包括了中国文化，那么它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二、西欧的深层文化背景中的中国元素

我们首先要澄清两个前提问题：

第一个前提是，西欧的历史并没有一个从古希腊、古罗马、神圣罗马帝国一直到近现代经经远远沿袭不断、流传至今的大一统的文化传统。在客观历史的发展上，大一统的希腊先于大一统的罗马，但在思想文化的发展上，罗马对现代欧洲人的影响要先于希腊。

第二个前提是，西欧诸民族的文明化有两次飞跃。第一次飞跃是他们从罗马人那里接受了从东方传来的基督教，这以公元496年法兰克国王克洛维一世率领3000日耳曼亲兵皈依罗马基督教为代表，开启了欧洲“基督教文明”的历史。众所周知，当代西欧各主要国家如德、法、意等都是加洛林王朝查理曼大帝（日耳曼王）的子孙们所建立起来的，他们号称“神圣罗马”，但正如伏尔泰所说，他们既非罗马，更不神圣。

欧洲文明的第二次飞跃就是“文艺复兴”运动。自从“十字军东征”在东罗马和阿拉伯的土地上发现了希腊哲学，12世纪那不勒斯的神父托玛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一书意味着经院哲学即“理性的神学”的思想体系形成，这是文艺复兴在精神上的第一大成果，标志着亚里士多德理性哲学的复活和“两希思想”的融合。

在上述两个前提之下，促使欧洲进入近代社会的思想解放运动还有18世纪的“启蒙运动”。正是在启蒙运动前后西欧接引了来自东方的中国哲学，希腊与中国，成为推动启蒙运动的两股重要的精神动力。在大约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内，全欧洲流行“中国热”（又称“中国风”），孔子一时成为他们新的精神偶像。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法国时，法国总统马克龙赠送他一本1688年法国出版的首部《论语导读》，这折射了那一段“中国风”和“孔子热”的真实历史。

1998年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剑桥17世纪哲学史》列出了造成欧洲近代哲学产生的三大要素，其中把中国哲学西传和欧洲思想界对中国哲学的回应作为重要背景之一单独作为一章，在促使欧洲近代哲学形成的过程中，中国哲学是一个重要的影响要素和思想资源，西方从此“获得了儒家哲学中非常顶尖的知识”。[1]

美国学者罗博特姆指出，从17世纪欧洲的三种运动中可感受到中国哲学重要影响的存在：（1）激发了针对基督教基本教义的批判精神；（2）唤醒了对个人与国家关系问题的兴趣；（3）意识到了学者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罗博特姆写道：“当一位支持者大声说道：‘如果柏拉图从地狱中出来，他会发现他的理想国在中国实现了！’他的话表示承认在欧洲思想解放的使命中，孔子和柏拉图在两次运动中担任着相同的角色。”英国学者赫德逊写道：“在19世纪以前，亚洲对欧洲的影响要比欧洲对亚洲的影响深刻得多……在18世纪，令人神魂颠倒的则是中国。”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17世纪和18世纪初叶，中国对欧洲的影响比欧洲对中国的影响大得多……中国由于其孔子的伦理体系、为政府部门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对学问而不是对作战本领的尊重……开始被推举为模范文明。”

三、中国元素间接影响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思想线索

美国学者雅可布逊认为，中国哲学融入欧洲哲学概念是通过德、法、英三国著名哲学家而实现的，有两条线索可寻——“一条是由莱布尼茨经由培尔到休谟，另一条是由魁奈经过亚当•斯密到休谟”。值得注意的是，建构这一理论体系的人正是德国哲学鼻祖莱布尼茨、沃尔夫、康德以及后来的集大成者黑格尔等大师级的哲学家，他们的思想都间接和直接地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雅可布逊说：“莱布尼茨以后，东方哲学就成了欧洲哲学的一个基本特色。”也就是说：东方的哲学原则纳入了欧洲的思维形式之中。

（一）让我们先看看德国哲学这一线索。

德国古典哲学直接孕育出马克思主义。莱布尼茨和他的大弟子沃尔夫都是欧洲著名的“中国迷”。莱布尼茨死后，沃尔夫的思想支配德国哲学界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康德就出身于“莱布尼茨——沃尔夫”学派门下，是沃尔夫的再传弟子。按照雅可布逊的说法，休谟哲学受到过中国哲学的影响，康德哲学的两个重要源头即“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和休谟的经验主义哲学中，都有中国影响的因素。所以，尼采把康德叫做“哥尼斯堡的中国人”。

至于黑格尔，他的哲学体系中有两个核心范畴，一是在本体论上的“绝对理念”，一是在“逻辑学”上的“正反合”即“三段式”的辩证法。朱谦之生前认为黑格尔哲学实“从孔子哲学转变而来。”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就是儒家哲学中的“太极”。朱谦之还惊异地发现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一书的体系和概念与儒家经典《大学》“再相似也没有了”，“《大学》之三纲领八条目竟与《精神现象学》处处相合”。朱先生在经过一番详细比较之后写道：“《精神现象学》和《大学》之道完全吻合，几乎可说即是《大学》之翻本，或订正本，如使不是黑格尔受了孔氏遗书的影响，简直是无法说明的了。”《精神现象学》出版于1807年，在此之前，《大学》一书在欧洲已有多种译本，而那时黑格尔尚处于对中国和东方哲学执迷的时期，他熟读了他所能接触到的一切中国哲学和历史的欧译版著作。

黑格尔哲学与中国哲学之间的这种极其相似的微妙关系，早已被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察觉到了。如在1839年，恩格斯就指出黑格尔哲学的“现代泛神论”早在古代中国孔子那里和古波斯琐罗亚斯德那里就已经存在了。

朱谦之又指出：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从体例、概念到思想实质上深受中国哲学影响“无疑”，然而，“翻遍全书，竟无一语提及（孔子或中国哲学），亦从无人道破，真是一大奇事！”“不提及”、“不道破”也罢，黑格尔却反而拼命攻击孔子和中国哲学，这就更奇怪了。其实，我们可以从黑格尔自己的话中找到答案。黑格尔在《小逻辑》一书中写道：“一个人如果把从别人那里学来的东西算做自己的发现，这也很接近于虚骄，他愈是容易相信从他人学来的东西，他愈要反对或贬斥那些东西。或者宁可说，他是被刺激起来反对它们的，因为他的见解是从别人的见解里创造出来的。”这段话，透露出当年黑格尔对待中国哲学的真实心机。

（二）“欧洲的社会主义与中国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曾引用圣西门主义代表人物、杰出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卡贝一段话，卡贝说：“孔夫子和琐罗亚斯德……前者在中国宣布了这个原则（共产主义的原则），后者在波斯宣布了这个原则。”卡贝明确认为中国儒家创始人孔子是共产主义思想的鼻祖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卡贝给予了很高评价，他们接着卡贝的话说：“完善的中国人（孔子）才是共产主义者”。1850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合写了一篇《国际述评》写道：“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就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如果在中国的社会主义与欧洲的社会主义和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没有经过一番理论探讨和深思熟虑的研究过程，马恩是不可能得出这种结论的。

（三）亚当·斯密与中国

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国富论》撰写于法国的巴黎，他在巴黎有一个最好的朋友，那就是当时法国经济学界“重农学派”的领袖魁奈，魁奈号称“欧洲孔夫子”。斯密从魁奈那里获得了“自由放任”这一核心概念，也即“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自由放任”是一个法语新词（laiiez-faire），英国学者克拉克认为这一词汇来源于中国哲学家老子的“道”，即“无为而治”，其实，该词是对《论语•卫灵公》中“无为而治”一词的法文翻译，来源于中国儒家。重农主义的经济思想则见之于魁奈的《经济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魁奈的《经济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亚当•斯密的另一部名著是《道德情操论》，许多人把它看成一本纯粹西方思想的著作。但美国学者马弗利克指出：孟子对于人有普遍的同情心的思想，启发了亚当•斯密撰写《道德情操论》，书中的许多观点源于中国的儒家。[2]

以上所论并非对马克思主义来源中的中国元素的详备考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中，我们应当打开新的研究视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要从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脉络中来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思想文化的内在关联，认识到这种思想体系之间的相互“契合”性并非偶然现象。我们既不能认定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完全跟中国思想文化绝缘，也不能以偏概全地断定马克思主义完全起源于中国文化，而是认为它是从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内的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

我的汇报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D.Carber &M.Ayer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eventeenth-Century Philosophy, Cambridge University 1998. pp.88.

[2]Lewis A. Maverick, China, A Model For Europe, p25.; 另见：William Lookwood，Adam Smith and Asi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May 1964.